技艺与风华——读《鱼王》，忆夏仲翼先生

有人号召说，读书要用脊椎骨。这个人是纳博科夫。1950年代，纳博科夫在康奈尔大学教授文学欣赏课，讲了这个观点：聪明的读者“在欣赏一部天才之作时，为了充分领略其中的艺术魅力，不只是用心灵，也不全是用脑筋，而是用脊椎骨来读。”

纳博科夫的论调当然高级。换一个角度理解他的话，就是说如果一个作品不能刺激读者的身体——刺痛他，让他打激灵，哆嗦，或是手舞足蹈，连肩胛骨都禁不住打抖等等，它也就够不到“天才的艺术品”的标准。在根据这门课编写的《文学讲稿》中，他详细解析狄更斯的《荒凉山庄》、卡夫卡的《变形记》等小说，希望观众和读者们也能感受到他所说的被天才击中后产生身体反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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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纯文字是走眼、脑和心的，情感上被触动，理智上被击中，哪怕感到满心的认同和代入，毕竟还和身体感官之间隔着厚厚的墙。相比而言，听音乐，听歌曲，看电影，听者总归更容易“带感”一些。难道有什么文字能比得上旋律那样入耳，或是真能企及图像画面的效果吗？

纳博科夫在苏联问世前夕逃出俄国，辗转到美国定居，于1977年谢世。就在那个时期，有一篇题目叫《达姆卡》的苏联小说出现在读者的眼前。故事说到在俄罗斯北境的一个城市，一些人在航空客站等飞机，打算回到他们的家乡——叶尼塞河边的小镇楚什。这个偌大的国家有很多民用和军用小型机场，航空客站便往往是小城镇里的社交点，陌生人在此互相搭识、闲聊，待命的飞行员则云淡风轻地睥睨着嘈杂的乘客们。书中写道，站点的地面上干干净净，但有一汪白色的液体——有人打碎了一罐牛奶。人的鞋底踩过玻璃，“发出嚓咔嚓咔的声响”。

我注意到了“嚓咔嚓咔”四个字。拟声用词不少见，可是这个组合却没见过。为什么不是“咔嚓咔嚓”呢？

在脑袋里转了一周，我有个猜测：相比于“咔嚓”而言，“嚓咔”更轻，更脆，用来形容脚踩碎玻璃的感觉更加合适……想到这里，奇事发生了：脚底竟然有了小小的硌感，然后那摊牛奶，那个航空站的地面，还有人们踏过牛奶和玻璃而延伸出去、一点点淡掉的白脚印，都在我眼前出现了。

“嚓咔嚓咔”，俄文是怎么写的？不知道，看到了原文也不认识。但是，译者在这里的选词毫无疑问是用了心的。在这篇小说之后，是同一位作者的又一篇小说《在黄金暗礁附近》，讲到了发生在楚什镇的故事。和《达姆卡》一样，叶尼塞河实际上是小说的主角，人物在河上和河边活动，主要的谋生方式是捕鱼。

他们是非法的，鱼受国家管理，而捕鱼人不择手段，到处下鱼叉、排钩甚至炸药，捕到一条活鱼要以杀死至少四条鱼为代价。他们驾着小火船在河上到处撞，得意时举着伏特加酒瓶子高声唱歌，他们不叫自己“渔夫”，而叫自己“摸鱼的”。作者写：“摸鱼的”是个外来的异族词，意味着这是一个出于欲望而干的神秘而侥幸的勾当，而镇上的摸鱼人，就在这种行当里发展出机智敏捷、老谋深算、坚毅不拔的性格。

他们的敌人是带着枪支的渔业稽查员，是贪婪的蚊子，是长得跟麻雀那么大个儿的牛虻。虻虫到了严冬都不见少，而河流却进入了漫长的冰期，到了俄罗斯有名的春汛时节，冰面开封之际，自然界将其景色和音响推到了撼人心魄的程度。让我惊叹的是，作者在写叶尼塞河河面解冻时的流冰时，呼应了我对“嚓咔嚓咔”的感受：

“寒冷使巨大的冰块停留在河上，然而在叶尼塞河的上游地区洪汛已经开始。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水电站排放了剩水，滔滔的洪流把冰层打得粉碎。罕见的、令人生畏的流冰一路席卷过去，在石滩急流处积成冰群，像河坝一样拦住了河水，河水仿佛失去了理智，急不择路，难以阻遏地涌进了荒地，冲打着两岸的村落，使乱石堆积如山……”

虽然没有出现拟声词，但是已能听到“咔嚓咔嚓”的清晰的动静。那是冰面开裂的声音，而“嚓咔嚓咔”，同样那几个字调换了位置，音响效果竟然全不一样了。那么，河水漫上荒地、打中村落，用“哗哗”、“哗啦哗啦”拟声想必也不合适了，是不是得用“砉啦”和“轰隆”，来拟那充满了凌乱杂质的水的巨响？

之所以有这些联想，是因为文中的词语太过丰盛、新鲜、元气淋漓了，我的听觉乃至触感都活跃了起来。我看到流冰积成了“冰群”，已如临其境，看到河水对村落的“冲打”，几乎都感知到村落的疼痛了。还有，“急不择路”是从“慌不择路”化来的，用于拟画河水性格和动作：是汹急而不是慌张。这种种措辞充满了创意，如果说是“神来之笔”，那么译者之笔早已汇成了一幅神来的巨画。

这两篇小说的作者是维克托·阿斯塔菲耶夫，它们的译者，是夏仲翼（1931年-2023年5月28日，俄语翻译家，复旦大学教授）。

阿斯塔菲耶夫是西伯利亚生人，叶尼塞河是他自幼熟悉的地方，1970年代，他被故乡河流生态的恶化所触动，写下了《达姆卡》、《在黄金暗礁附近》等一批小说，它们结成了一本书：《鱼王》。阿斯塔菲耶夫远离政治文化中心莫斯科和圣彼得堡，作品虽多却难以产生影响，正当《鱼王》发表并获奖，为他确立了在苏联文坛的地位的时候，夏仲翼先生，和其他数位俄语文学翻译家顾蕴璞、张介眉、石枕川、肖章等，正在将这本书译成汉语。

《鱼王》

（俄）维克托·阿斯塔菲耶夫/著 夏仲翼/译

理想国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年4月

书中的十二篇小说，夏先生译了三篇，包括《达姆卡》和《在黄金暗礁附近》。《达姆卡》中，那些乘客最终等来了飞机，他们多数都是满嘴酒气的俄国粗汉，登机后很快打起了盹儿。这本是寒酸可厌的体验，可是，一旦从舷窗俯瞰叶尼塞河：“眼底真是美不胜收！”

作者写道：“我是山区出生的人，从不曾知道在叶尼塞河中部地带一望无垠伸展着布满沼泽的低地，到处是稀疏落寞的林带、汩汩翻动的泽地，其中还夹杂着黄色的沼泽草地。飞机左翼下方，湖泊水道星罗棋布、纵横交错，波光涟影的野鸭子聚堆成群，那白色的星星点点是天鹅和海鸥的身影，相映成趣的是右翼下方那一溜崖岸陡壁，红色的航标像一只红色的秋沙鸭迎面疾驰而来，崖岸上空褐色的悬岩或是折断的山石低垂着，树木顺着石缝枝丫纠结地往上生长……”

文字真的能够企及，甚至胜过图像的效果！绝佳的文字，捕捉到的是一个场景、一个事物的灵魂，你看，“汩汩翻动”的沼泽，这是不是点到了一个沼泽的本质，甚至，将你面对一个真正的沼泽时听不到的声音都勾画了出来？

野鸭子“聚堆成群”，是不是容纳了一个长镜头都装不下的场景？

树木从石缝里长出，它的百千姿态、万端变化，是不是被“枝丫纠结”四个字一网打尽？

当飞机降落在楚什镇，作者写到了镇上的一个“雪松商店”，它有点像一座关闭了的教堂，“对人们的祈求充耳不闻”。然而商店门上时而用粗钉子钉上了醒目的布告，门的木板缝里也会透出亮光，“表明这个机构还活着，在呼吸。”

哪怕这只是一个懒到家了的店主开的冷漠的商店，阿斯塔菲耶夫都本着对故乡事物的感情去理解和想象它。他说，绝大多数时候，店门上总是贴着层层迭迭的布告：

“就像重病人的一张张病危通知书。先是简短的，不无傲气的：‘清洁日’。然后是与经商业务 有关的：‘重新估产’，接着就像是衰弱的胸膛里一声长叹：‘今日盘点’，然后是一阵迟疑之后，令人心惊的嘶叫：‘查对账目’，最后是这位长期孤军奋战的战士满腔痛苦地迸出了一句：‘商品移交验收’。”

一切都是在呼吸的，一张布告都有情绪、有生命。但领教阿斯塔菲耶夫的技艺和情感，需要通过夏仲翼先生的译文。夏先生也是和原创者一样的创造者，毫无疑问，翻译不只是对语言的择用，它更是创造，创造性的结构或创造性的使用。例如，阿斯塔菲耶夫写到沼泽的乌鸦：

“乌鸦在干涸了的泽地上空发呆，它们通常能在那里得到一些口惠。”

这“口惠”二字不是创造吗？一般它只用于“口惠而实不至”中，但在这里，它写出了乌鸦的投机气质，它被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，成了一个有灵的词。过了几段话，我又看到一个拟声词，那是在写到牛虻的时候。偷猎的渔船船头飞舞着牛虻，它们的头部是“青磷磷”的，身上“像斑马般有一条条花纹”，“额头像出租汽车那样发出磷磷的绿光”，“嘴上的尖针像铁路上的道钉”——看这几句描述，已经可以感受到被这生物螫一下的痛苦了，而在一只牛虻被人打落水中时：

“它还想翻过身来，一条什么鱼把牛虻咂巴一口——这宝贝儿也就无影无踪了。”

从嚣张到瞬灭，只消“‘咂巴’一口”。不只是画面和声响，就连鱼连水吞掉牛虻的口感，都可以在这“咂巴”二字中感受得到。打死牛虻的人就是小说题目中的那位“达姆卡”，他是个无忧无虑的快活人，一个“摸鱼的”，一个总在河上与稽查员斗智斗勇的亡命徒，一个随时发出粗野的又叫又闹、带着起哄也带着给自己喝彩的“啊——唷——嚯”的人，他使这篇故事充满了热闹、泼辣和醉意。他最大的本事除了摸鱼，就是能把俗语俚语按自己的需要随口改了念出来。当别人问他的鱼为什么卖这么贵时，他说：“普拉斯科菲娅长疖子，梅兰妮亚长水泡，如果要嫌鳇鱼贵，要买就买，不买拉倒！”

面对他的表演，对方说了一句：“真是夜莺！低音管！”

但这一次他撞上了枪口，被稽查员逮住，三十条鱼四十七公斤，每条鱼要罚五十卢布，按理还要没收小船。拿到罚单的达姆卡当场瘫倒。他被其他人安放在船里，一直往北方送回故里，“烟囱快活地放着气，吐出一圈一圈的烟雾。”达姆卡的妻子见到他时，他神志清醒，只是深受刺激，不住地吐出痴言呆语，称耀父辈的功绩。妻子赶紧给他熬草药，那是“从七片草地上采集来的十种草药配制成的浸液”：

“病人倒也确实不再翻来覆去说祖父和立过功劳的父亲了，但是眼珠翻白，舌头难以转动，脑袋也撑不起来，事情大高不妙了。”“大高不妙”，我知道，这是一句苏北方言，一个今日的译者，哪怕他来自吴语人家，也几乎是不可能译出的，因为他身上有束缚，他一般会译作四平八稳的“糟糕”、“很糟糕”、“糟透”。“糟糕”这个词出现在我所念过的绝大多数的翻译作品中，绝大多数时候它都不是一个好的翻译，它带有一种特别不自然的、单调的感情色彩，在句意里充填了自作多情或者多愁善感。然而“大高不妙”带有的那种谐谑，则多么贴合对乡下人、对地方生活场景的描画！

要赞美这本书：《鱼王》，作者和译者在互不认识的情况下，合力造出一个吸饱了风光的纸上异域，一个激活了五感的文字世界。七八位译者各领任务，而夏先生负责统稿，这个工作比自己翻译更复杂，需要校对文字，统一文风。而透过他自己的那部分时而带点地方特色的译文，去感受到俄语原文的“地方”味道，这种念书的体验是很难复制的；平时我们很难觉得某个词语不可替换，可是真正的语言大师，就像所有技艺行业的大师一样，其择用的词汇就是能让我们感到：就它了，非它莫属！

例如，书中写到楚什镇的年轻人，模仿大城市人的时尚，用尖头皮鞋、牛仔裤、手表一一打扮自己，他们“就像来到阳光明亮的地方不免要霎眼一样，仔细观察着，嗅着味道。”这个“霎眼”，而非“眨眼”或“炫目”，不可替换。

例如，写到一条鱼扔到船板上，是“嚓啪”一声。这脆生生的“嚓啪”，不可替换。

例如，写到船上人晃动小白旗——连贯的瞬间动作岂是词语能表达的？可是看看夏先生是怎么翻译的：那人“用一面小白旗摇来曵去，温和地往自己身子底下搂过去”。——一幅画面全在眼前了；“搂过去”的“搂”字，同样是不可替换的。

《达姆卡》中的达姆卡是位即兴语言表演家。《在黄金暗礁附近》里，出现了另一个与达姆卡一拍即合的人物，两人都有出口成章的本领。他叫柯曼多尔，他的“目光如铅”，他穿的袜子是“七穿八洞”（又一个有吴语方言味的词）的；当他和众人谈到稽查队拥有了新型的夜视装备，可以更高效地追到偷猎者的渔船时，柯曼多尔张口说：

“乘上三驾马车，除非去追木瓜！远处灯光闪亮，木瓜才会被抓！”

我见到夏仲翼先生时，想同他议论书中一段段文章里的一个个细部。这是怎么译出来的？这四句中文，一点都不违和地出自一个“目光如铅”的俄国边民之口，这个柯曼多尔也是酒不离身的亡命徒，但在有了一个美丽的女儿后，他的心肠越来越软，在家人面前他不发酒疯，也不再让粗言秽语随意出口。从柯曼多尔的语言想象其人，就像从那些汉译苏联歌曲的语词想象它所描绘的人物：

“我的心上人，坐在我身旁。默默看着我，不做声。我想对你讲，但又难为情，多少话儿留在心上。”——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

“有谁知道他呀？为什么目光一闪？为什么目光一闪？为什么目光一闪？”——《有谁知道他》

“他对这桩事情，一点不知道，少女为他思念，天天在心焦。河边红莓花儿是已经凋谢了，少女的心事一点没减少。”——《红莓花儿开》

在谈到苏联民歌时，薛范先生几乎是唯一能想到的巨匠。他也讲不透译歌的“要领”。佳作就是如此，它不可解释，一旦存在了，它本身就是它存在的理由。在薛先生辞世前一年，我去过他那间从每个角落散发出发黄气息的陋室，他和他的轮椅占据了仅有的一方空地，仿佛牢牢生根，从未移动。而夏仲翼先生，用那一副吴人的面相，那一种彻底谦逊的笑颜来面对我。他们都那么沉默而牢固地活着，生根在各自的暮年。

无论是“有谁知道他？为什么目光一闪？”还是“远处灯光闪亮，木瓜才会被抓！”都是非凡的翻译，使人物的内心和性格赫然而现。但在《鱼王》中夏先生的那几篇译文中，最让我念念难忘的不是他的技艺，而是他所浸润过的“地方性”语言。我已经说到过“大高不妙”，而另一个词，终促使我去拜望夏先生。

这个字是“氽”。

小说里的柯曼多尔，有一次在河里下钩捕鱼，钩住一个沉甸甸的东西，他本以为是一条已经很衰弱的巨大的鳇鱼，激动起来，使劲拖拽，不料出水的却是一具腐烂的人尸。那是在黑更半夜，凭着高加索或车臣血统带来的悍勇大胆，柯曼多尔“眯缝着眼把这家伙从钩子上松脱”，让他漂走。这时，柯曼多尔想到了一个迷信的说法：

“如果浮尸氽在河上两脚朝前，那是在寻找作伴的！”

和“大高不妙”一样，“氽”也是江浙方言里的用字，常用于描述烹饪时，食材在滚烫的汤水表面一起一伏，不断翻滚。一般的译者在此，想必也就译作“漂在河上”了，而译出“氽”字的译者，必得是识得且领会这个字的意义的，故而认为不该把人尸处理为浮冰一样，仅仅在水面上漂着的。我问夏先生：怎么会认识这个字的呢？

夏先生晚年受了一次肺炎，大部分的事情都记不得、讲不出了。但在听到我说到“氽”的时候，他站了起来：“苏浙民间，有句很刻毒的骂人话，说这个人是‘氽江浮尸’啊！”

说话间两年多过去，传来夏仲翼先生仙逝的消息。一定是“仙逝”的，他这样的人，这样一位眉眼“霎”着书卷灵秀的蔼然长者，只能有这一种告别的方法。上世纪八十年代，夏先生在复旦大学开课，与中文系章培恒二人一西一中、同台讲授的场景，是复旦大学史上不可复制的美谈。我当然没能赶上，我所藉以追慕先生的学问风华的，只有手中的这一本由他“统译”的《鱼王》。

纳博科夫认定聪明读者遇上天才之作，能从两块肩胛骨之间产生刺痛感。这个要求很高，我倒想这么讲：一个读者若遇到《鱼王》的中译本，便是得到一个良机，去打起精神成为纳博科夫口中的“聪明读者”。是的，聪明人将满载而归，通过这部漂亮的俄语小说，更对自己熟习的母语刮目相看。而打造这机会的，是翻译家的心血，以及那种从来都罕见的、自由奔放的语言才情。